一次次的失落和喜欢,一次次的喜欢和新喜欢,组成了我们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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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/韩松落

1.

少年时,每每在别人那里听到“没想到我会变成这样”,总觉得不耐烦。那候,觉得人生一切可控,干脆利落,随时可以掉头。多年后,我却也有了这样一天,觉得今天的我,是完全不在预料之中的。

如果要有个转折点,应该是在2004年。我的朋友张海龙,把我推荐给时任《京华时报》编辑的叶倾城,我开始给这家报纸的专栏版面写稿。这是一个每日专栏,就是说,每天都要交一篇千字文,我写的是兰州这个城市里的人和事,每天一个故事,或者一个人物,就这样,写了4个月。

在那之前,我是标准的文学青年,写散文和小说,在“北大新青年”和“黑蓝”“左岸”这些文学论坛出没,偶然会有散文和小说进年选。我知道、我计划、我准备,将来一定要写大部头的小说,对专栏文体了解不多,我发给叶倾城的头七篇稿子,全都被毙。但也许,她觉得我还可教,悉心调教,于是,我开始向“专栏体”接近。写了4个月之后,城市故事系列宣告结束,因为,我已经没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写了。

第一个专栏停了5个月之后,叶倾城看到我博客上一段关于明星的文字,又一次约我写专栏。这一次,她希望我能以娱乐人物和娱乐事件为主题写下去,她说,随笔专栏,至多一年就会把人掏空,而娱乐题材,不耗费生活积累,也始终不愁话题,“这个题材是写不完的”。就这么商量定了,我于是开始为《京华时报》写新的专栏。

我没告诉她,那时候,我甚至都不知道“无线”就是TVB,会把宫雪花写成官雪花。但我战战兢兢的人生里,一直有一条准则,在面对机会、面对选择的时候,要想一想,我的父亲和家人们会怎么做——他们肯定是会拒绝的,或者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知道自己身上有些地方和他们是一样的,但不知道我和他们相似到什么地步,所以索性全部反着来,凡是让我本能地想退却想拒绝的事,我都得接受,要迎难而上。

新专栏开了只有半个月,我又有了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新专栏:《武汉晚报》专栏,然后是上海的《新闻晨报》,这两个专栏现在仍在继续,历任编辑也都成为我的好朋友,彼此的人生大事,我们都有参与。

可能是我用文学化的方式去写娱乐圈,多少有点特别,所以,稿约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涌来。最多的时候,我同时开55个固定专栏(幸亏都不是每日专栏),以及接至少10个不固定的稿约,几乎每个省的省会媒体,都至少有一个我的专栏。《新京报》的书评里,曾经这样写:“你不可能躲过韩松落。”因为人们出行的时候,从高铁到飞机,到处都是我的专栏。

我写文章并不快,一篇千字文,要用5到6个小时,因为我会陷进资料的迷宫里,越挖越多,观点也会不断分岔。即便这样,14年时间,我居然也攒下好多文章。在我的电脑里,“娱乐”的大文件夹下,有68个小文件夹,每个文件夹里,有80篇左右的专栏。就是说,光是娱乐类的文章,我就写了有5000篇之多。此外,影评又有15个文件夹(恐怖片就专门有一个文件夹),随笔有12个,还有书评、乐评,以及各种杂乱的稿子。我像个产品经理一样,牢牢记着财经著作里的话:仅靠单一的产品是无法生存的。

 

2.

在成为专栏作家之前,我有别的理想吗?有,我曾经想过成为间谍和歌手,也想过成为画家、小说家。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,是当养路工。

从学校毕业之后,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,是在交通部门的基层道班当养路工,工作地点,在距离县城15公里的山里,每天的工作任务,是和十几个同事一起,扫马路,清扫边沟,刷树,筛沙子。

工作很闷,更闷的是,没有人可以和我交流。于是,我开始写作,并且开始向《兰州晚报》副刊投稿,而不是像以前那样,写好,放着,给朋友看看,保持着一种少年气的清高。之所以向这份报纸投稿,是因为:第一,它是我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媒体;第二,我发现,这份报纸的副刊,有个编辑叫颜峻,每逢他编版的时候,那个版面就会突然变得好看。我更信赖近处的善意,于是直接把稿件寄给了颜峻。很快收到他的回信,我的稿子也发出来了。并且我们也成了终身的朋友。

我的写作生涯,就这么开始了,我写小说,写散文,写美术评论和音乐评论。尽管兰州是这个国家的几何中心,却更像世界尽头,鲜有好平台、好编辑;也很少有同道,即便有,也都陆续离开,去了北京、上海和杭州。但幸亏有了网络,既然不能适应社交生活,那就适应网络。从那时到现在,我都以人工智能的方式对待自己。偶然需要见人,我也觉得,那是我附着在了某个人的身上,那个人其实不是我。

 

3.

不过,仅有网络是不够的。娱乐圈是一个特殊的写作对象,写娱乐圈,需要更多资源。

14年写作生涯,我采访过很多明星,但更多时候,很多采访的邀约,很多和明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,我都拒绝了。因为,我更信任二次元世界里的信息,它们不会干扰我的判断。而且,作为一个人工智能,经常成为别人见光死的对象,也太打击自信了。我索性建立了一种固执的认识:如果一个人的判断,无论如何都是主观的,都是有错误的,那我不如选择我喜欢的那种错误。

那么,我凭借什么去写娱乐圈呢?我的立足点是什么?

在我刚开始写娱乐圈的时候,我的一位作家老兄,给我提了一些建议。这些建议,始终是我写作的首要戒律。他以官场小说闻名,他的小说被官场中人当作宝典捧在手上。事实上,他最得意的时候,也不过是一家企业的内刊主编,他从没和他写的那些人和事有过较深的联系。我问他:你是怎么写出来的?

他送我两句话,第一句:“你只要知道,你写的是人就够了”;第二句:“你只要把他们当人写”。至于行业特色,什么驻京办、什么挂职干部生涯、什么代理县长市长的生活细节,都可以用资料用短期生活体验来解决。

只要知道,我写的是人就够了,只需要把他们当人写。这是我写明星的第一法则。去写他们的故事,他们的感情,他们的选择,他们和周围人的关系,他们怎样赚取金钱;以及,他们的故事、他们和人和金钱的关系,会引起人们什么样的反应。

我甚至更关心这种反应,关心台下,关心人们在那里发生了什么。他们的故事可能是假的,但在人们那里引起的微漾却是真的;他们的故事固然重要,在人们那里发生了什么,或许更为重要。

我毒舌过,温情过,用《红楼梦》的笔法写过,用金庸小说同人的方式影射过,用科幻小说的方式写过李嘉欣,写她在能够记忆移植的年代,进行身体更换手术前的心理活动,用这种方式探讨她的选择给她带来的影响。

但最重要的,还是“把他们当人写”。因为,看文章的是人。

 

4.

神话学家约瑟夫•坎贝尔曾经说:“演员都扮演着神话性的角色,他们是我们认识生命的教育家。”的确如此,写一次明星,就像是在他们的人生里活了一次。在他人的人生里穿越,是滋养,也是损耗。这么多年写下来,我老得非常快——至少在心理上。

娱乐圈都教给我哪些事呢?非常多,每一个心得,都可以拓展成一本书。比如,每个明星其实都是一个社会连接点,这个连接点是怎么产生的,又在发挥什么作用;所谓人设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;明星驭媒术的变迁;从女明星身上,看女性地位的变化,以及人们婚姻观的变化;那些从小生活在“楚门秀”里的童星,有什么样的命运,他们为什么更容易成为道德偶像。

还有,龚琳娜的歌,和艺术的巫性之间的关系;邓丽君的歌和形象那种“光滑”的特性,对她所在的时代意味着什么;萧敬腾为什么会成为“雨神”,以及网络兴奋点的新时代是怎么开启的;陈慧琳和张学友这样的完美偶像,为什么会被离奇的谣言围绕;徐克的电影对意象的重视;麦当娜和杰克逊的巨星时代,是怎么到来的,又是怎么结束的;等等等等。

写娱乐圈,因此更像是一场修行。


5.

修行,修炼,熔炼,都是无止境的,不会一劳永逸,真正的修行,要不停地换场所,换方式。所以,夏多布里昂说:“人不只有一次生命。人会活很多次,周而复始。”

作为媒体写作者,媒体的兴衰起伏,我都是能第一时间感受到的。在我刚开始媒体写作的时候,就有人在唱衰媒体。但媒体中人,似乎都还在兴头上,有危机感,却也挺下来了。2010年,微博出现,人人都有了表达的平台,连明星都跳过了娱乐媒体,通过微博来发声。2013年,微信公号出现,这种危机真正到来了。

最早切身体会到这点,是从编辑的流失开始。以前,跟一个编辑合作五年十年,是很正常的事。但从2012年开始,和我合作的编辑,开始频繁更换,有时候,一年会更换五六个编辑。

从那时起,我开始慢慢离开娱乐写作,去写剧本,写真人秀。而现在,我回到最初开始的地方,开始写小说。我当然选了最熟悉的领域下手,写以娱乐圈为背景的悬疑小说。

偶然也会怀念,和那些旧日同道一起工作的时光,为一个选题争论,为新的爆炸性话题兴奋。比如,巨星离婚那天,我们正在选秀现场采访,听到离婚消息,所有人都离开现场,回到车上,摊开笔记本开始写稿,车厢里一片荧荧蓝光。

我写蔡琴的一段文字,似乎也是写给自己,或者一切身在动荡中的人的:即便颠倒众生过,也还是没有一劳永逸,永远要重新开始,重新进入动荡,重新寻找,重新赢得欢喜——还要用所剩无几的温度和气力,去暖热怀里的新人,去暖热一所新房子。即便安稳尚在,也知道那只是刹那,也难免惴惴地望向前方,不知道还有什么动荡要来,还有什么命运需要倾尽全力去迎接。

时势总要变,人也总该迎变而上,我们也总要一次次粉碎自己,投身新天地,重新建立自己的喜欢,重新建立自己的幸福。一次次的失落和喜欢,一次次的喜欢和新喜欢,组成了我们的人生。

 

内容选自《幼稚园:你们人类的爱情真难攻破》

责任编辑:专三千